深秋时节，一通紧急电话打破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在朝鲜的日常。电话那头，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声音带着几分急促，指令直接而简短：即刻准备，明日一早乘火车回国，有新任务等候。孙继先只来得及问一句任务详情，得到的回复却是模糊的：连杨勇本人也不清楚具体内容，只说军委急电，车票已备妥，催促他抓紧时间。
军委的调令，让身经百战的孙继先满腹疑窦。他思来想去，朝鲜战局并无突变，“新任务”显然与前线关系不大。他甚至猜测，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蒋介石那阵子叫嚣“反攻大陆”甚嚣尘上，会不会是调他前往福建前线坐镇？带着一脑子假设，孙继先抵达北京。
司令归京，任务悬疑
下了火车，孙继先径直要求前往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的办公室。肖华，这位老战友，与孙继先红军时期便一同共事，一见面就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肖华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此行的目的：“老孙呀，军委决定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
“肖主任，什么任务？”孙继先问。肖华的回答，让这位征战半生的将军如坠五里云雾：“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孙继先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肖华随即解释，美国一直夸耀原子弹的威力，朝鲜战争期间动辄以原子弹威胁，利用核讹诈称霸全球。
虽然中国从未畏惧这种威胁，战略上始终藐视它，但在战术上必须高度重视。只有尽快拥有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才能彻底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然迈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纷纷建立自己的导弹工业，中国若落后，便会处处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背后的深意，却仍然感到难以适从。他沉默片刻，坦言自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如此尖端的科技工作一窍不通，完全摸不着头脑。他再次强调，自己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对这种陌生的领域感到力不从心。肖华则坚定地回应，军委认为他能胜任，所以才从朝鲜召他回来，并透露聂帅还要亲自与他谈话。
第二天，将军张爱萍简要交代了任务，便带着孙继先前往聂荣臻元帅家中。聂荣臻元帅详细传达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语重心长地告诫孙继先，这绝非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也非强渡大渡河那般简单。这是尖端科学，需要下苦功夫才能攀登的高峰。他将此喻为一场新的“科技长征”，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强调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是对所有参与者的一次全新考验。
孙继先这位历经战火洗礼、素来对首长任务从不退缩的军人，此刻却罕见地没有像往常那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他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在孙继先的军旅生涯中，是极为少见的场景，足见他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与此任务的特殊性。
国家需求，破局而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孙继先才逐步了解了中国初创时期导弹、火箭事业的背景。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就在总参办公大楼主持中央军委会议，邀请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向与会的元帅、将军们详细阐述了“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根据这次会议的报告，党中央在1956年5月正式决定，要建立并发展中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专门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该院后来以“零零三八部队”的代号示人。肖华在与孙继先交谈时特别强调了钱学森的重要性，称他为美国最早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六名成员之一，为了报效祖国，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厚待遇回国。肖华甚至引用了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的话：“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让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钱学森的顺利回国，是周总理和陈毅外长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的结果。
导弹事业的推进速度惊人。1957年8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立即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并成立了以炮兵政委邱创成为主任的靶场筹建委员会。紧接着，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文章B提到，陈赓大将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独当一面的统帅能力，被誉为人民军队中的“一级统帅”，而聂荣臻元帅更是担负着重要的战略任务。
在苏联之行后，1957年9月25日，经总参批准，炮兵系统组成了靶场筹建处，对外冠以“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名称以示保密。然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很快提出，组建导弹靶场这样的任务，炮兵系统难以胜任。为此，军委改变了最初的设想，决定以志愿军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抽调干部组建一个直接由军委领导的导弹实验靶场。
1957年10月1日，中苏再次签订协定，苏联同意于同年12月派遣技术专家，协助中国修建导弹试验靶场。肖华向孙继先透露，苏联专家将派出48名顾问，分别指导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多个专业领域，而中国也需要有40多名专家与他们搭配。中国自己的专家已经陆续调来一部分，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同样暂挂着“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肖华鼓励孙继先，后续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才，都可以从二十兵团内部选调。孙继先闻言，不由自主地提醒道：“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肖华则胸有成竹地回答：“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杂牌”队伍，秘密开张
随着对任务背景了解的深入，孙继先越来越意识到这项工作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肖华，将心中的顾虑和盘托出。肖华拍了拍孙继先的肩膀，表示理解他“心里没底”的为难之处，但强调“事关重大”，并鼓励他可以“边干边学”，就像过去打仗一样，也是边打边学会的。肖华掷地有声地说：“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就这样，在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走马上任，来到了这个最初名为“靶场筹备处”、又被冠以“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别称的地方。很快，他们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每天进出的人员着装五花八门，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甚至还有文艺兵，各种军种制服混杂在一起，场面颇为独特。
当地老百姓对这支神秘的队伍感到十分好奇，经常私下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这种表面上的“混搭”，实际上是为了严密保密。在一次北京会议上，孙继先见到不少老战友，他们都好奇地问他：“孙司令，你跑哪里去了？是不是升官了？”孙继先两手一摊，开玩笑般地自嘲道：“你看看，你看看，我从兵团司令变成杂牌司令了！”这句话，道出了他身份转变的复杂心境，也形象地勾勒出中国尖端国防事业起步阶段的独特景象。
结语
从率领一支兵团在朝鲜前线冲锋陷阵，到在北京筹建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导弹试验靶场，孙继先的这一段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军旅生涯的奇特转折，更是新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核威胁、打破外部封锁、谋求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抉择的生动写照。军委将一个兵团机关整体转型，由一个统兵大将转向科技前沿，这背后所蕴含的，是敢于突破常规、勇于迎接挑战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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